戎雷雷

    阿凡提的故事中有这么一则：一天，财主问阿凡提，在金钱与道义之间，你选择的是什么？阿凡提回答，我选择金钱。财主自以为轻而易举地问倒了阿凡提，得意地大吹大擂起来，我选择的是道义，道义多重要啊。阿凡提说，缺什么想什么，所以我们才各有所择。

    我们家有姐弟三人，在我读小学时，大姐考上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和姐夫一起到了新西兰并且定居；在我读初中时，二姐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修士、博士、直至博士后、就职，也没有回国。家里实际上成了独生子女家庭——只留了一个有点天真、有点淘气的小子让父母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确，我是最爱国的，在北京读完了大学后、又考上母校读完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一个不算太理想的合资企业就了职，而且能随遇而安。

    人也许就是象阿凡提的故事讲的这样，缺什么想什么，我们家不缺留学生，所以父母对这个不求上进的儿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与接受、甚至偏爱。大姐、二姐轮番做父母的工作要我到美国或者日本留学，二老对此很淡漠。没办法，两个姐姐相约在一个春节双双飞回北京，向我们展开了攻势，父母以阿凡提的故事给挡了回去，最后姐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并且强调说，弟弟，缺什么就应该想什么，你缺的不就是留学吗？！不但使我翻然悔悟，而且也为父母的看法迅速转变。但是，提了个条件，只能跟二姐去日本，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姐现在已经不在美国。

    来日本，可苦坏了我。我从初中开始学外语起，就一直学的是英语；在读研究生期间，二外学的是德语；对日语，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还是那个阿凡提的故事，缺什么想什么，不会日语、就学日语呗。经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书呆子就知道学习，她们把学习当做是最简单、最有乐趣的事；而我还没有到这个境界，所以我感到很苦——辛苦、艰苦、痛苦加苦恼。国内也算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可到了日本先得进语言学校，和国内的高中毕业生坐在一个课堂上，你说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把这个想法对二姐说了，哪知她严肃地对我说，管你过去是硕士、博士，在学日语方面，你就是一个小学生，你比别人高出了什么？有什么不平衡的，我和你大姐都是这样“苦”过来的。看来，古人的“苦其心志”真是千年不变的真理。现代诗人汪国真对其理解得比较深：“就人生而言，总是从平坦中获得的教益少，从磨难中获得的教益多；从平坦中获得的教益浅，从磨难中获得的教益深……因此，若想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则不妨多经一些磨难。”

    尽管出国前有不用打工，一切有两个姐姐资助到考上大学院的“君子协定”，还是阿凡提的故事，缺少磨难的我为自己创造了磨难。我不但一个劲地拼命学语言，而且还找点工做。和别的自费生不完全一样的是，人家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打工，我只能瞒着姐姐偷偷摸摸地去干，因为这是我的单方面“违约”。从这一点说，真有点羡慕他们。虽然，在国内的公司里上班，没干过重体力活，但喜爱运动的我锻炼出了一身好体质，所以打苦工、卖苦力也能坚持得下来。苦点、累点，无所谓，经受磨难嘛！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男子汉。但是，学日语，还是费了好大“劲”的，读书，光靠力气不行，光有一个硕士的脑袋也不行，要的是时间，是积累，学习外语，还需要一点灵气。我自知没有什么学外语的天资，以前学英语、学德语都是这样过来的，主要靠“硬板功”。我拿出当年学英语、学德语的方法和劲头，玩命地记单词，日语学习总算是上了道。

    语言学校的一年，进行的是日语入门的攻关；第二年，在继续上语言学校的同时，“考”入了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小林教授研究室的研究生，这个研究生可不是国内的那个硕士研究生，只是一个研究生前期的“进修生”。小林教授带的计算机专业的院生有修士也有博士，但他对自己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似乎更感兴趣，因为他不清楚外校来的硕士生以前学的是否用得上。所以，不修研究生这个“栈道”的尚无一人出得了“陈仓”。也就是说，外校来的硕士生必须先经过研究生阶段才能考取他的博士生。我在小林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相当于该研究室硕士课程内容的研究，接受教授对我的考察。

    开始的三个月，他对我所做课题的方法并不满意，对让不让我在一年研究生后考他的博士课程态度很暧昧，我侧面了解到自己还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于是，我给教授发E-mail求见他，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思路，提出如果不适合先生的方向，自己愿意调整到学生指定的方向。日本的教授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包容和支持的，在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后，先生同意我按既定的方法去做。显然，他对我的研究思路有点了兴趣。日本的教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不是每项研究课题都自己的东西，只要在他的研究条件范围内，提倡学生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与研究，鼓励交叉与互补，学生完全可以做老师从未做过、甚至是不曾考虑到的研究，也就是那个阿凡提的故事，缺什么想什么。得到了教授的认可，考试有时简单得就是一个形式，尤其是博士课程的入学考试，除英语是共同题外，专业题都是教授的“个人行为”。在这里，越往高层次的招生，教授的自主权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