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

    我九七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这所在国内外语学院中还算得上有些名气的大学，几乎是在为国外培养人才，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有学生“流”到国外，为什么？我们学会了外语，就有了到国外淘金的本钱，出国之难，不就是一难在没有钱，二难在语言不通吗。现在，不少小语种国家为了引进人才，推出了免交学费外加奖学金等优惠条件，把在读的中国大学生“挖”过去。德语系的一个班级二十四个学生，到大三的下学期，走得只剩下在校学生会当副主席的班长，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我们英语系情况好一些，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比较“认真”的缘故。我们毕业后各奔东西，有本事的去美、不行的去英，象我这样既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又没有什么钱的人，则来到了日本。

    管你是什么大学毕业，到了国外，都得从零开始，我以读语言学校的就学身份来到了东京。我们外语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时除了所学专业外，还需选修一门外语，我选择的是日语，倒不是有什么长远打算、想有朝一日到日本来留学，只是感到日本的经济很发达、法制观念相对完善，是一个在东方的西方化国家，学一点日语有助于对其社会的了解。没想到，正因为学了日语，为我来日本提供了一些条件。但由于不是主课，不象非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外语一定要过多少级那么严格，学“二外”只是凭良心。我在大学时学得并不怎么刻苦，到日本读了一年的语言学校也不感到有什么冤枉。只不过别人用了两年也不一定把“一级日语能力考试”拼下来，我只用了一年就考到了通行证。这就是我们学外语的长处，但长处不长、短处可很短！外语严格地讲不是一个专业、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具，只有在少数人掌握它的时候还管用，就象小汽车驾驶员，只有在中国还算一个职业，在人人有车、人人都会开车的发达国家，小车驾驶员这一职业自然就会消亡了。于是，我想尽可能地扬长避短，不再读语言方面的院生，而选择一门专业。

    开始，我想学习医学。可是，各个大学院医学研究系（科）的募集要领几乎都是需要医学、药学、甚至兽医学毕业的学部生才有资格报考其院生，我这个“文学学士”没有入门的机会；接下来的选择就是法律，还好，法律专业没有法学专业学部生毕业的具体要求，为了确认一下自己有无报考的资格，我查了东京大学、私立中央大学、法政大学等几所在东京的大学法律专业，并且向有关教授发函咨询。其中中央大学的反应最为迅速，一周内铃木教授就给我回了信，说是我的情况可以报考，但必须有法律方面的论文发表；考试范围除了英语、还有法律专业课的内容，故建议我先读一至二年的研究生，主要是补上法律这一课，至少发表一篇论文。而且还就入学考试的方向做一些具体指导，最后留下了自己的E-mail网址、电话号码等。我对铃木教授的热心指教很是感动，立即打电话向教授表示感谢，而且表示了想做他的研究生之希望，铃木先生为我定下了“面接”的时间。

    我既兴奋、又紧张地见到了教授，他首先对我有志于法律事业的想法和行为表示赞赏和支持，还语重心长地说，法律，是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法律健全与否？是其文明、进步与否的标志。盛唐时期，日本的遣唐史到中国主要是学法令，为日本社会脱离野蛮、日本人民脱离愚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各国有其自己的法律，但严格地讲，法律无国界，各种法律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化，随着世界的“变小”、法律的覆盖范围在扩大。大概是职业习惯吧，初次见面先生已经向我“讲经说法”了。我从那一天成了中央大学铃木教授的研究生。

    日本的研究生只是个进修生、仅仅是大学院修士课程的预备生。如果只做研究生而不能将来考上院生，这个苦算是白吃，除了教授感到“恨铁不成钢”，同学笑你无能外，得到的只是一段经历而已。我开始认真地学起几乎是一窍不通的法律来。文科的研究，就是泡图书馆，看资料。所谓研究室就是资料室。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和研究室的书堆里，实在不懂的地方去请教教授给指定的一位博士院生“先辈”，教授极少有时间来过问我，除非我有论文撰写、修改和发表方面等重要的学术动向需要向老师汇报。

    为了节省时间，我每天中午以两块面包打发了事，从不到餐馆去排队吃饭，又省时间又省钱。因为我想在一年时间内把铃木先生圈定的几本书看完、弄通、写出论文来，只有论文在公开的学术杂志或是日本全国性学会上发表，才符合报考院生的条件，铃木先生说过愿意帮助我向学会推荐的，但我自己首先得写出来。半年后，我终于写成了《试论盛唐时期的中国法令对日本的影响》的论文。严格讲，这算不上是一篇真正有法律专业水平的论文，教授要我申请在日本法学年会上宣读。大会规定可以用日文或英文宣读论文，我自然选择的是用英文了，与会者也许对我能用流利的英文发表更感兴趣，竟对我包以热烈的掌声。对此意想不到的效果，铃木先生很高兴，欣然同意我当年就报考他的院生。考上院生后，我还是在图书馆和研究室读文献、看资料。教授履行诺言收了我，学习还是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