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的“存折”和“瘦骆驼”

王存哲

    我的故乡在辽宁省丹东市，五年前，当出国潮开始涌动到鸭绿江畔的小县城、人们还在惊叹“出国留学花钱真多”的时候，我的老爸以“先富起来”的实力和“望子成龙”的心情把我办到了日本，那时我高中刚毕业。开始，我以“私费生”身份上了一所全日制语言学校，所谓“私费生”是有自己家庭提供生活与学习费用的非公费留（就）学生，它比起必须靠自己打工而维持留学生涯的“自费生”来说，主要区别在于经济来源是来自家长而不是自身。但天有不测风云，到日没有三个月，老爸因为不懂法律而赔了一笔大生意。公司倒闭、使我断绝了“供给生命线”，我只好走进了自费生的行列。

    由于是全日制学校，我的打工机会很少，就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生存空间里，我还是找到了每天晚上和节假日干活的工。这家店的老板是中国人，不知是也曾有过自费留学经历还就是有恻隐之心的好人，他对我们这些打工仔挺关心，即使我有时迟到了，只要说明情况，他就不会责备我，甚至连工资都不扣。而且，周六、周日不是每个人都能被安排去上班，但我总是被照顾上。我们还可以在休息时间唠唠嗑，谈谈学习和生活上的苦和乐。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翻箱倒柜找了个遍，才够交上一学期的一半学费，亏得日本的语言学校也兴“打白条”，我才没有中途失学。但是，生活的压力很大，经常是以方便面维持着能量的供给。有时候，饥肠辘辘地赶到公司打工，一干就是到晚上十一点。你说怪不怪？全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做为令人羡慕的留学生还在和饥寒交迫做斗争。由于我的名字和“存折”谐音，大家都喜欢管叫我“存折”，兜里有钱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囊中羞涩的时候，这“存折”二字倒是绝好的讽刺。

    通常说贫寒之家出才子，这是要有条件的，象我这个没钱的“存折”，怎么有心思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学习呢？不是我不想发奋，生活上的困扰使我不得不优先考虑挣钱、打工。由于我的“表现”，使我成了学校的“重点保护对象”。保护什么？有“黑”掉的强烈倾向，保护我能继续到语言学校读书。校方考虑的倒不是我的留学目标是否能如期实现，而是怕我“黑”掉而影响该学校的声誉，因为这所语言学校刚刚获得入管局的“信得过的语言学校”的红牌子，我的命运也许会影响到学校的命运。日本人有时候视名誉如生命，原因就在于名誉是和利益连在一起得。

    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自费就学生，竟然得到了如此“保护”，真是让人受宠若惊。学校的保护是有点办法的，不惜出台减免、缓缴学费，帮助联系打工，降低学习的要求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只要我能基本按时到校，老师就会象交了一件苦差事而如释重负。后来我才得知，语言学校的考勤主要是考给入管局看的，入管局会不定期的派员对语言学校进行抽查，掌握外国自费、私费就学生的学习动向、考察学校的管理水平。在金钱社会的日本，办一件事业同样也不容易。所以，语言学校宁可少收五个外国学生，而不愿意入学后的学生“黑”掉一个。那样，他们会在下一年招生申请签证时遇到麻烦。所以，他们在批准入学申请时是很注意学生的经济来源的，中国有句笑话叫做“买猪不买圈”、而日本的语言学校是“买猪要看圈”。一般来说，他们非常欢迎港台、韩国新加坡等经济条件好的国家的就学生，对中国、印度的学生多是从严掌握、只选家庭经济好的学生。

    好不容易熬过了近两年的学习——打工生涯，是年十二月，我和大部分语言学校的学生一样，面临着日本政府为外国留学生准备的“一级日语能力考试”与“留学生学力统一考试”的检验。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好歹是全日制学校，我这个差生，竟然也顺利通过了“两试”，而且考试的得点还不算低，足足让我高兴了几天，这是自从老爸的公司倒闭以来从没有过的兴奋。遗憾的是报考大学的手续比能力考试和我和学力统一考试的时间早得多，我自知之明地只报了几所私立大学，其中最出名的就数中央大学了。我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把目标定在这所大学上，因为它的法律专业是中央大学的强项，而我真正感兴趣的就是法律，在老爸“走麦城”时我就下定决心学法律，尽管在日本学法律后很难在日本做得到律师、回国后还得继续学我们国家自己的法律，但为了责任、为了兴趣，我不想再勉强自己。

    我在二月份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超水平发挥、以较为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法学部。据说，能一锤定音的考上这个学部的外国留学生还不多，我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佼佼者。“大比”过后，尘埃落定，我们语言学校的几个难兄难弟，相约到一家我经常打工的店里做了一回“上帝”，尽情地消费一回。也用不着象平常一样小心翼翼地讲日语，用“鬼子”听不懂的汉语大侃一通，一直喝到东方发白，大醉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