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村新司的故事

这是歌手谷村新司讲的一段故事,其中有中日交流的苦恼与欢乐。

  

 

一位坐过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一号桌的日本歌手。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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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家好,我叫谷村新司。

我是搞音乐的,我想对音乐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抱有疑问的人可能很多。 基于我和中国的深缘及我这么多年和中国人的交往,我发现中国拥有许多年轻有为的艺术家, 这次为了推动中国电影节的气氛,也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忠实影迷,所以我为了声援来到这里。

今年是恢复日中邦交30周年。谷村最初和中国结缘是在邦交正常化10年后的事情。 1981年到1982年,我得到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当时我的所属是“aris”音乐队, 北京有个大体育馆叫工人体育馆,我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开音乐会的日本人在那里开办了音乐会,也是我和中国结缘的开始。

那时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也就是国会议事堂的迎宾馆,为我们举行了招待会, 当时我坐在了被称作一号桌、在最中间的一个桌子的位子上,我旁边坐着的是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是第二个坐这个位子的日本人”。 我随即问:“第一位是谁呢?”他说:“田中角荣”。当时我想:“这可不得了!”。心里吃了一惊。

之后,我们的演出定在了工人体育馆。 当时来看表演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干部们,其中穿中山装的人占了3、4成,都是非常高雅的客人们, 只是太注重礼节的一点也不为我的音乐所动,实在好惨。 我拼命想给音乐会制造些气氛,结果半途中公安人员让我把音量放低些, 可是我当时演唱时的音量只有在日本的一半大,我问为什么还要降低,对方说是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心脏不太好。我说音量已经到了最低不能再降了,于是对方要求把我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当作人质,音乐会就在边交涉边表演中进行的。
我想如果邓小平同志也能和我们一起营造气氛岂不很好,于是我拿着乐器闯到他坐的位子前面,在他的面前表演。 邓小平同志站起来开始为我鼓掌,于是1万人的观众都一起站起来鼓掌,总之音乐会很成功···。
(二)

在为我开的送别会上,为我翻译的那位先生喝醉了,他问我:“为什么日本总是背对中国呢?”这句话使我感到非常震撼。

我很想回答说:“没有,日本没有光给中国脊背”, 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把太平洋方向的日本称作表日本,把大陆方向的日本称作里日本。

所以,我这才初次意识到我们日本人只把正脸对着表日本,那么就总给大陆一个背了。 最初,日本一直把亚洲大陆方向看作表日本,但不知不觉全日本的眼里渐渐地只有美国大陆。 当听到中国受到了日本的冷落的话后,我开始考虑自己能做些什么弥补。 于是从1984年开始近20年,我唱遍亚洲,展开了我的亚洲音乐会活动。

这其中,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 每次去中国都带着一种回到中国的心情,中国的朋友们都叫我“朋友、朋友”的,还说“新司是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
如此的我,真正迷上中国电影的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最初的契机是我在涉谷看了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 以前,我总是先自己买了票,到休息的日子,按计划一气看上3部电影。 但是自从那次发现中国电影的精彩之后,我只要看见是中国的电影就先一睹为快。
我虽然不知道导演的名字,但承蒙让我欣赏到了《念你如昔》、《洗澡》、《宋氏三姐妹》, 还有《那山那人那狗》《一个都不能少》等好作品。 每次看到好的电影作品,一方面慨叹中国青年人才辈出,作为一个日本人想为他们鼓掌; 同时也非常羡慕他们,希望日本的电影工作者也能创作出那样的画面。 总之,为了把许多优秀的中国电影介绍给日本的民众, 作为一个和中国常年交往的日本人,我也想为此尽一点力,所以今天我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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