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办事

胡曼彦

　　官僚在日本是一个阶层，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建立了一个官僚国家。从理论上说，现代官僚制度是高效国家管理机器的核心部分。官僚制度的好处就在于训练有素、能够高效率地照章办事。同样，官僚制度的不好处也在于官僚们过分照“章”办事，因为照章办事是法律授予他们的权利，只要他们照章办了事，晋升、收入、年金都会有保证，即使没有什么创造性，也没有什么人会责怪他们。相反，如果他们不照章办事，即使真的对人们有好处，也会落下话把，一旦被追究，就必须自己承担责任，危及他们的铁饭碗。所以，官僚们基本上是不愿意冒自己承担责任的风险的。

　　96年在东京的丰岛区曾经发生了一起母子俩人被饿死的事件。在富裕的日本有人被饿死，这听起来好像是笑话，谁知竟是可悲的现实，这件事反衬出官僚们的面孔。

　　事件的梗概是，77岁的母亲和41岁的患病卧床儿子，靠着微薄的年金生活。儿子卧床室十年几乎从未外出过。每月的4万2千日元的年金只够交半个月房租，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每个月的食物虽然尽量节俭也要花2万多元，不得不每月一点一点拿出积蓄维持生活。除了吃饭之外，日常的购物也就是手纸和洗剂了。到95年的9月，母子俩人的积蓄已经用光，到96年初，已经到了没钱付房租的地步了。3月5日最后一次购物，买了几个面包，所剩下的全部财产只有28日元了。此后，过了一个多月，母子俩人饿死的尸首才被发现，已经是半风干状态了。伴随他们身边的是母亲生前记下的10册日记，记下了两年来母子俩一点一点走向死亡的经历。

　　他们死后，区役所负责福利的官员先是宣称“对母子俩人的状况一无所知”，继而又企图拒绝公开日记内容，后来因为反响太大，才不得不公开。根据母亲日记的记载，区役所的官僚们对他们的状况时有所了解的。生前母亲曾去区役所申请免交儿子的国民年金保险费，负责年金的官员也知道了他们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实行进一步的援助措施。

　　后来，东京都议会询问母亲日记的下落时，区里的官员曾经回答说，日记已经毁却，后来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日记以后。区里官员为了推卸责任辩解说：“是那位母亲囿于自己的世界观而选择了死亡的道路”。那位母亲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管理年金的官员来信了，告诉我找区役所和西福利事务所的人去谈，据说碰上人性比较差的主管很可怕，我还是忍耐到最后吧。”从这里可以看出官员们对于申请生活救助的弱者的态度对于他们心理上造成的负担。在母亲的日记里还多次出现了有关官员、区役所的字样，基本上都是说，我们是普通人，和官员们谈也难以得到他们信任，他们也不会明白，即使提出了要求也不会得到满足。

　　 为什么这位母亲如此害怕福利官员呢？实在是对弱者实行生活保护的官员的态度令人感到非常的屈辱和愤怒。京都民主医疗机关劳动组合的网页上登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65岁的女性去申请生活保护，结果被打发了出来。她把官员当时的说的话记了下来，根据她的纪录，当时的官员对她说了这样一些话：
　　 “你今天来这里你儿子知道吗？”
　　 “有人来这里说儿媳妇这不好那不好，这种事情听起来可没有个完。”
　　 “你知道国民的税金还有我说的话的意思吗？”
　　 “你这就是老年人的任性嘛。有了孙子帮着看看孙子不好吗？”
　　 “你有2万5000元年金不是能生活吗？”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儿子有照顾老人的义务嘛！”
　　 “你要不要进老人院，那里可空着呢！”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官员根本就没有把面前这位老年人提出的问题当一回事。

　　现代社会要求官僚机构承担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弱者、维系社会公平，但事实上，官僚们只是在“章”的许可范围内履行这个职责，并不去下辛苦了解谁更需要帮助，而是根据“章”的规定去套，结果一些并非需要帮助的人因为符合规定而得到了政府的好处，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因为不符合规定得不到帮助。所以，有人说日本的官僚机构是“欺弱助强”。（语出奥村宏、佐高信对谈集《企业事件史》社会思想社、1992年出版）。